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经济权力与企业：两个相互冲突的问题

提要：科斯开创的新制度学沿着两个方向：其1，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詹森和麦克林以及张5常认为，与市场没有本质差别，不存在权威和经济权力关系，因此放弃而不是解决了科斯的企业本质；其2，威廉姆森承认企业内存在权威，但没有发展经济权力的含意。本文认为，这两类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都存在内洽性问题，最终成为同义反复，关键原因是它们都基于人类行动的“自由-强制”两分法。经济权力概念对于企业（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超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结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明确考虑市场上经济权力对企业内权威关系的决定性，才可以内洽性地处理经济权力与企业本质这两个理论问题。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经济权力企业理论内洽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

企业本质问题是新制度经济学（NIE）研究项目的开端。科斯（R. H. Coase, 1937）开此先河，探究了权威和指挥在经济上优于市场关系的原因。我认为，NIE自科斯开创以后，其研究发展循着两种不同的思路。第1种思路是，通过否定企业内存在真正的权威来发展科斯的直觉。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A. A. Alchian and H. Demsetz, 1972）的研究以及詹森和麦克林（M. C. Jensen and W. H. Meckling, 1976）、张5常（S. N. S. Cheung, 1983）的扩展，是这1思路中的主要贡献。第2种思路是，通过详细说明使科层关系在经济上优于市场的理论范畴来系统性地分析科层的成本和收益。威廉姆森（O. E. Williamson, 1975, 1985）代表了这1思路中的主要贡献。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中权威角色的不同观点，导致了不同的制度理论。本文讨论这些理论的两个特殊方面：（1）直接描述企业特征的可能性；（2）考虑到经济权力问题时的理论内洽性（internal coherence）。
从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推导出的极端结论是，不可能在性质上把企业作为1种制度与市场区分开来；相反，在威廉姆森的框架中，通过分析企业内部与市场中的不同合约关系，可以明确区分这两种制度形式。
我认为，这两类研究都没有充分分析经济权力。但我的这1观点对两类研究的内洽性具有不同含意：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方法中，没有分析经济权力是因为它认为经济权力与现实研究无关；威廉姆森考虑到经济权力的相关性，但没有发展经济权力的含意，从而使其命题容易受到理论内洽性上的攻击。
经济权力与企业需要协调1致，这在第1类研究中引起了企业分析中的问题，在第2类研究中引起了经济权力分析中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困难不是偶然的。要描述企业和市场的特征，就必须考察其中所发生的关系。这里存在1个两难（bifurcation）：1方面，不考虑特定权力关系而试图构建企业理论，会使企业与市场难以区分开；另1方面，这种权力关系的分析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因为它与NIE的基本假定相冲突，NIE假定制度安排是“自由的”自愿交易的帕雷托-效率结果。
我的结论是，在NIE中，经济权力问题与企业特征化是相互冲突的，1致性地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超出NIE范式。我认为1条可能的出路是，明确分析经济权力在各种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关系中的作用。根据NIE存在的理论问题，经济权力分析应基于其社会和动态维度。我建议在制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桥梁，以发展这种分析。这种方法明显与NIE不相容，也质疑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效率理论。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讨论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和威廉姆森方法的1般特征。然后集中于这两类研究的共同点，即帕雷托原则在制度演进解释中的作用；在我看来，2者都参照了这1原则是在NIE框架中内洽性地分析经济权力与企业的主要障碍。再后两个部分，我分析两种方法在经济权力与企业理论问题上的矛盾。最后，我提出内洽性地处理这两个问题的建议。
1、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方法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认为企业生产是同1团队中多个人之间协作的结果。团队生产有1个基本特征，即确定团队中每1成员对最终产出的相对贡献是不可能的，这导致难以（1）对不同工作活动确定有效率的固定报酬；（2）防止团队中的漫不经心和搭便车行为（也可见于Alchian, 1987）。这些困难引起了监督问题。从监督收益（根据挽回的效率）大于监督成本（监督者的工资）的假定出发，可以推导出设立监督者的激励。于是，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把企业内所有关系都还原为价格关系（监督活动的价格），并证明企业内的科层关系仅仅是表面性的：
1般认为，企业的特征是以命令、权威或1般市场所不具备的约束行动来解决问题的权力。这是错觉……[雇主]可以解雇或起诉，就像我不再从杂货店里买东西而把店主解雇或起诉他出售伪劣产品1样（1972, 777）。
把企业作为市场对立面因此是1种错觉。市场无处不在，因为价格机制在任何资本主义制度中都始终有效。在这种意义上，企业恰恰就是1种特定形式的市场——这时没有连续重复的讨价还价，尽管从最终结果来看好像是这样。
在詹森和麦克林（1976）看来，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理论还不够1般化，因为它只解释了某1类型的企业（基于团队生产技术的企业）。于是，他们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而提出了1个更1般的理论。代理关系是这样1种合约，“委托人”通过这种合约雇用“代理人”来为他/她完成某项工作。如果信息非对称，且代理人的最优战略不能最优化委托人的效用函数，那么便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因而委托人的问题是，建立1套激励制度和/或监督代理人的活动，以使代理人行为与他/她自己（指委托人——译者）的最优战略1致。均衡解是，委托人最小化代理成本，代理人最大化他/她自己的效用（给定委托人设定的激励制度）。
根据詹森和麦克林（1976），企业（甚至那些非团队生产的企业）是1个合约关系纽结，其本质与市场1样：“企业的‘行为’就像市场的行为；即，复杂的均衡过程的结果。”
与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样，詹森和麦克林也认为双方之间的非对称不是本质性的。科层起源于信息和技术上的假定：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分析中，技术“要求”是团队生产；在詹森和麦克林的1般化分析中，技术“要求”是代理关系。
这种观点被阿尔奇安的学生张5常（1983, 1987a, 1992）推至极端：事实上，我们通常所谓的“企业”只不过是1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纽结。因此“企业”的概念并不重要，也没有分析上的用场。这1点没有谁比他本人更清楚：
通常的情况是，持有雇佣合约的企业家（不清楚是雇用工人的企业家还是雇用企业家的工人）可以与其他企业签约；签约者可以再签约（sub-contract）；再签约者可以进1步再再签约（sub-sub-contract）；1个工人可以与许多“雇主”或“企业”签约……这样看来，企业的规模也就变得不确定和不重要了（Cheung, 1987a, 57）。
实际上，在我看来，企业可以小到只是两个要素投入所有者之间的合约关系，或者如果合约链充分扩展，也可以大到包括整个经济（Cheung, 1983, 17）。
……如果我们不能在任何有价值的经济意义上把“企业”确定为1个独立的实体，那么当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企业时，我们就无法真正知道企业是什么（Cheung, 1992, 56）。
张5常的贡献是独特的：他基于市场无处不在的假定，发展了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企业理论，直至其逻辑结论。
面对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张5常坚持了他的理论而拒绝了他想要解释的现实。

$False$2、威廉姆森的
威廉姆森（1975, 1985）的贡献代表了NIE框架内制度最有活力的尝试。他从“最初存在市场”的假定出发（Williamson, 1975, 20），通过连续的比较静态分析来解释其他制度的作用。1般的'方法是，每当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时便引入非市场制度。威廉姆森把市场和明确看作达到同1目标（完成交易）而可以相互替代的工具，并分析其效率特征（Williamson, 1975, 8）。
作为1个参照，纯市场系统在1个0交易成本背景中得到界定。  众所周知，这种理想的背景中也可能存在市场失灵。但威廉姆森没有这种市场失灵分析。相反，0交易成本背景的定义在威廉姆森框架的构建中只起到1种“消极的”作用：该定义只是作为界定正交易成本背景的参照。  威廉姆森因此只集中于交易成本引起的市场失灵，而没有考虑其他的市场失灵（Williamson, 1975, 20）。
“市场与科层”框架基于3个理论范畴：（1）机会主义；（2）有限理性；（3）资产专用性。（1）、（2）、（3）同时存在时，市场便不能有效配置资源。  在给定条件下，市场失灵可以通过科层组织（如企业）而得到缓解。
科层的收益源于它（1）削弱了机会主义（通过强制机制和鼓励团结）；（2）缓解了有限理性所导致的问题（在状态依存性合约不可能或存在市场风险的场合，科层促进了适应性的连续决策过程）；（3）降低了资产专用性所导致的讨价还价成本（通过强制主义原则或在双方之间形成1致性预期）（Williamson, 1974, 40）。
市场的收益体现在（1）竞争的激励机制；（2）科层组织增长而导致的递增的不经济（Williamson, 1975, chap. 7）。
从纯市场系统出发，威廉姆森通过确定集中化组织结构比市场更有效率的条件而使企业得到解释。当科层被引入时，（有效的）集中化过程将1直进行到经济收益超过经济成本；这样，威廉姆森的框架不仅解释了企业的本质，也解释了企业的边界，因为最优的集中化程度决定了最优的企业扩张范围。  因此，若企业与市场同时存在，那是因为在正交易成本背景中，这两者都不能单独地有效解决全部的配置问题。
出于本文目的，我特别提出，威廉姆森框架的1个重要在于工作关系（work relation）。如彼特利斯（C. Pitelis, 1991, 13）所说，这种应用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工作关系才可以解释科层从纯市场背景中的出现。
在以“最初存在市场”为出发点的故事中，作为1种科层关系的工作关系意味着首先压制了市场。在企业内部结构中及在企业间关系中的所有其他变化，都是“结果性的”，都预先假定（presuppose）1定程度的科层，即工作关系的存在。如果在“时间0”仅存在市场，在“时间1”存在市场和工作关系，即企业；那么，从“时间2”以后，所有更复杂的科层关系便得以发展。
（科层）工作关系在解释企业时的重要性，使威廉姆森框架有别于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威廉姆森框架意味着（1）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清楚分界依赖于科层关系存在/不存在；（2）工作关系与其他经济关系（如杂货店老板——消费者关系）之间具有明显区别（Williamson, 1975, 68）。
3、制度演进与帕雷托效率
尽管NIE内部各派观点不同，但都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帕雷托效率：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效率的，因为它们根据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而演进。
在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这种观点尤其被张5常所发展，他声称资本主义不仅绝对优于前资本主义制度，也优于主义制度。非常奇怪的是，这类思想中有1贡献是出自激进主义经济学家普特曼（L. Putterman）。该作者尽管很大程度上批评了NIE，但是却认同了张5常，认为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是因为“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这两个原则在前1制度中畅行，在后1制度中受阻。
威廉姆森的分析不太激进，但方法是同样的：只有人类交易不受强制，只有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在1个既定经济制度内交易，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如果人们可以自由交易，那么最终的社会交易必然帕雷托有效。
（1）张5常和普特曼的制度演进
张5常的制度演进理论基于“进入自由”和“退出自由”的概念。前者是指选择是否在现有制度中开始交易的权利；后者是指在交易开始后中断交易的权利。
根据张5常，资本主义效率源于这两种自由的存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社会交易不存在强制：科层，如上所述，仅仅是表面现象——参与科层关系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所以，科层并不意味着其本身有效率或没有效率，决定其效率的是建立和中断关系的自由。
因此，张5常的问题是解释为什么自由的个人选择了放弃部分行动自由而置身于协调者的指挥之下：  根据张5常，这里唯1原因就是他们的互利。假如没有人被强迫进入企业，  那么就必须考察企业能够增加所有参与人预期收益的原因，从而追究企业的本质。如果科斯确定了使企业家便于在企业内协调生产的条件，那么张5常则确定了使工人便于被协调的条件，并以此“证明”企业的帕雷托效率：  进入自由可以确保，只在他们互利时才建立企业；退出自由可以确保，企业仍然存在表明他们仍然互利。
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两个自由原则也可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非效率不是源于它的科层结构，而是源于没有（从社会主义国家中）退出的自由，这必然增加交易成本。
组织运行的交易成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必然高于在自由企业经济中，因为在前者那里没有不参与的选择权，没有组织间吸纳成员和诱导他们努力工作的竞争（Cheung, 1987a, 57; 又见Cheung, 1987b）。
这1思想被普特曼（1995）进1步发展。在他的分析中，社会主义起源不是个人的自由协会，而是托辞性的（prevarication）暴力行动。尽管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涉及科层和指挥，但2者具有不同的经济效率基础：
由于后1类（苏联式经济）科层是通过命令而不是通过有关各方相互协商而建立的，所以不能期望它们具有各种减轻冲突的决策机制和共享信息的激励，而这些机制和激励正是以上所说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区分标记……自愿形成的企业在激励结构上优于强制性科层，再次得到了证实（Putterman, 1995, 387-8）。
毫无疑问，革命这种暴力行动根据帕雷托原则是非效率的。资本主义制度演进基于有关各方的1致同意，这需要更深层次的考察。若抛开历史问题，那么张5常和普特曼的分析则可为科层与效率之间关系问题提供解答：科层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是“表面的”（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的原则都存在），但科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真实的”（两个原则都不存在），这使前者有效率而后者没有效率。
但是，这种正式解答的代价是什么呢？如果历史可以被简单地假定，那么整个资本主义效率理论便有可能沦为1种纯粹的同义反复（tautology）：假定资本主义起源于抽象的自由个人原始状态（顺便1提，这1断言是错误的），那么，无论什么制度出现和生存都是有效率的（否则它就不会产生或者被取消）。
（2）威廉姆森的制度演进
我们知道，威廉姆森在1个比较静态背景中正式阐述了“最初存在市场”的假定。其实，威廉姆森认为也可以假定“最初存在中央计划”，只不过把分析重点从市场失灵转向计划失灵而已。在任1情况下，利用比较静态分析都可以确保得到同1结果，因为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不依赖于初始条件。
然而，威廉姆森的理论更加雄心勃勃，其目标是把资本主义解释为演进过程的结果。因此，威廉姆森引入帕雷托效率原则，作为解释制度演进的关键。他把初始点设定为纯市场系统，这时没有科层关系，然后在资本主义制度演进中引入科层，其逻辑是，只有帕雷托-有效的制度才能出现和生存。这1故事基于人类行动自由意愿的思想：只要个人交易“自发地、无强制地”发生，制度就会朝着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演进。
引入帕雷托效率原则和自发交易的故事，标志着比较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的转变：制度比较可以被解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而自发交易的故事可以被看作是现有制度有效率的“证据”。
若考虑到方法问题，威廉姆森的历史分析便显得有些奇怪：资本主义制度无强制地产生，不是被历史性地描述，而是被推论性地争辩：从科层对市场的相对效率中发现它的起源。威廉姆森因此没有考察已经发生的事，而是分析使制度有效率的条件，从而“推导”它的历史出现。科层结构中的内部劳动分工，也通过假定“管理禀赋”、“知识和演讲方面的天资”及“信息处理和决策技巧”非均衡分布等特定初始条件而被推论性地解释（Williamson, 1975, 47-52）。
然而，即使承认天赋是异质的（这是需要解释而不是被简单假定的1个论断），它们作为科层产生的“原因”仍需要被历史性地讨论。即便异质天赋可以“造成”科层关系（这是威廉姆森没有作出的1个尝试），我们仍需要讨论使这种原因独1无2的条件，也就是说，需要说明没有其他因素能够科层制度。
并且威廉姆森的分析不是1种严格的分析。简而言之，威廉姆森的故事是，如果人类行动是自愿的，那么每种“可以”得到改进的制度都不会以非效率的形式存在，因为它可以被“有效率地”改进。演进学派的许多学者有力地批评了这种论述，反驳了均等演进效率（equation evolution-efficiency）。  他们得出的1个有力论断（well-established result）是，在1般条件下，路径依赖足以产生非效率结果。  其实，威廉姆森只集中于正交易成本背景，从而不能领会经常在0交易成本（更不必说正交易成本）背景中被讨论的1个重要论断，即，在“囚徒困境”之类的情形中均衡的帕雷托非效率。
（3）两种方法的共同点
尽管两种方法具有不同的争辩语气，但这些资本主义效率理论具有几个共同特征：
1．分析基于比较静态方法。
2．初始条件是没有强制的抽象系统。
3．人类行动被两分为自由或被强制。
4．资本主义制度被认为是纯自由自愿交易的结果。
这4点使NIE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面临3种批评：（1）“分析上的”批评，因为以帕雷托效率为证据是错误的；（2）“方法论上的”批评，因为从比较静态分析到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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