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宝”的再认识

在当今的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在古代中外交流史研究领域，“萨宝”是个历时甚久却又并不冷门的论题，而一旦提及“萨宝”，人们几乎都会立即联想到古代中国的祆教，亦即与源自西亚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 ）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的拜火信仰，因为“萨宝”似乎被公认为祆教的一个教职。然而，我认为“萨宝”在中原地区，实际上只是一个世俗性官职，与之密切相关的，并非祆教，而是以粟特人为主要成份的“西胡”移民团体。兹就此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看法，作如下论考。
 
一．关于“萨宝”的原始记载和学术讨论
在古代的汉文史料中，“萨宝”一词出现的频率其实并不高，而明确作为一种职官称衔的“萨宝”，更是屈指可数。《隋书》在叙述北齐的官阶时，载云：“鸿胪寺，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统典客、典署、司仪等署令、丞。典客署，又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1] 在谈及隋代的官阶时，说道：“又有流内视品十四等：……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2] 
《旧唐书》记载唐代的职官时，也提到了萨宝：“流内九品三十阶之内，又有视流内起居，五品至从九品。初以萨宝府、亲王国官及三师、三公、开府、嗣郡王、上柱国已下护军已上勋官带职事者府官等品。开元初，一切罢之。今唯有萨宝、祆正二官而已。又有流外自勋品以至九品，以为诸司令史、赞者、典谒、亭长、掌固等品。视流外亦自勋品至九品，开元初唯留萨宝祆祝及府史，馀亦罢之。”[3] 《通典》也提到了唐代的这一称衔：“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符（即“府”——引者）祆正。……视流外：勋品，萨宝府祓（即“祆”——引者）祝；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史。”[4]
显而易见，这里所言的“萨甫”、“萨保”、“萨宝”，指的是同一种官职，对此不必赘言。另外，正因为同一官职而具有若干种发音相近的异名，故有充分的理由将此称衔视作非的异译名。对于这点，也是毋庸置疑的。迄今所见，将“萨宝（萨甫、萨保）”作为具体官衔而加以介绍和解释的汉文史料，似乎仅此而已。从这几条史料中，我们可以得到的最确切的信息是：第一，这是中原王朝的一种官职。第二，这种官职不但设置于京邑，也设置于其他州。第三，这种官职的品级在隋代为“视从七品”和“视正九品”，在唐代则为“视正五品”。那么，“萨宝”与祆教的关系，又是来自何种信息呢？显然，不外乎如下数点：
甲．《通典·职官二十二》在提到“萨宝”后，紧接着提及“萨宝符（府）祆正”，并且随即对“祆”作了一段比较详细的注释：“祆，呼朝反。祆者，西域国天神。佛经所谓摩醢首罗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贞观二年置波斯寺。至天宝四年七月敕：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有者，亦宜准此。开元二十年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此外，在“视流外”类的职官中，接连提到“萨宝府祆祝”、“萨宝率府”和“萨宝府史”。
乙．《旧唐书·职官志》谈到，开元时所保留的五品至从九品的“视流内”官职“唯有萨宝、祆正”二官，而流外自勋品至九品的保留官职中，也只有“萨宝祆祝及府史”。则是同时并提“萨宝”与祆教的职官。
可以认为，正是因为《通典》和《旧唐书》同时提及“萨宝”与“祆”，遂使后世的人们认为，“萨宝”即是祆教的宗教职位。作如此理解的现代学者为数不少，例如，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陈垣就说：“萨宝，及萨宝府祆正、萨宝府祆祝、萨宝率府、萨宝府史，皆唐朝特为祆词所设之官。”[5] 显然认为，萨宝只是“祆祠所设之官”，那么，其职能和品级，至多只是祆祠的最高负责人。又，龚方震说：“萨宝的地位也有高低，有的属流内，有的属流外，此外尚有萨宝府祆正、萨宝府祆祝、萨宝率府、萨宝府史等官职，都职掌祆祠及其教徒，萨宝率府是护卫萨宝出入的长官，萨宝府史是萨宝府的文书。”[6] 则也是将萨宝视作管理祆祠及祆教徒的最高长官。
至于国外学者，也多持类似看法。例如，八十年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劳费尔（Laufer）曾对“萨宝”作这样的定义：“在西安负责波斯宗教之事务的官员的称衔，该官职可以追溯到火祆神祠设立的时代，约在公元621年。”[7] 尽管汉文资料清楚揭示，“萨宝”之职并不限于西安（古之长安）一地，并且其始设年代也远在唐初以前，但是劳费尔此语足以表明，他断定“萨宝”乃是纯粹的祆教教职。
然而，也有少者对“萨宝”一职的纯粹宗教性提出过质疑，较早者当是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他说道：“根据以上略说伊兰系诸国（尤其是祆教流行者）与北魏之关系观察，予辈对于萨保（萨宝）一名，是否为伊兰语之对音，更是否为祆教之教长，不无可疑焉。……又观隋、唐间萨保府之官制，据《隋书·百官志》及《通典·隋官品令》，中央雍州有萨保，地方诸州，胡人二百人（户）以上居住之处，有品等较下之萨保。就此‘胡二百户已上’一语观，不仅为宗教之事，当更职掌胡人统治一切之事务也。……若是以观，文武百官中之萨宝府长官之萨宝，终难单以宗教上之首长目之也。……实质伊兰系之，即刑事上之裁判等，亦于祆祠内行之，此事可据《隋书·西域传》‘康国’条载：‘有胡律，置于祆祠，决罚则取而断之。’即了然矣。可见旅居中国内地者，置萨宝府于祆祠内，以萨宝为首领，而行一般民刑上之事务。如是而观，最初为唐代，（隋代亦同）置萨宝府于祆祠内，府中除祆正、祓祝外，复置文武诸官，其事可以明矣。”[8]
而近年的中者，也有持类似观点者。例如，姜伯勤对此有一段颇为合理的考论：“萨宝府首先是一个政事机构。……其职务其实是伊兰系胡户聚居点上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由于萨珊波斯中教士为四大社会等级中的第一等级，昭武九姓粟特诸国祆祠有权，故颇有政教结合倾向。故作为‘大首领’的萨宝兼理民事与宗教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萨宝是大首领而不是单纯意义的教职。”[9]
事实上，此前的学者对于“萨宝”是否为纯粹的宗教职务一事，并未予以很大的关注，有时即使有所辨说，也只是顺便提及（如上文所引者），迄今似乎未见专门对此论考的文章。相比之下，对于“萨宝”之语源，却讨论得更为热烈一些。大体而言，有如下几种说法。
较早的一种观点是认为“萨宝”乃是叙利亚语“sâbâ”的音译，义为“长者”。例如，戴孚礼（Deveria）持此说，伯希和（Pelliot）则从之。[10] 此说在当代不乏赞同者，例如，龚方震便倾向于这一说法，他在谈及《法显传·师子国》之“其城中多居士长者萨薄商人”一语的句读问题时，说道：“此名似应读成‘城中多居士、长者萨薄、商人’德微里亚（Deveria）之说较可取，他以为萨薄是叙利亚语Saba（长者）的音译。所以我们认为可读成‘长者萨薄’；古代中东的村落都由saba来管理，我国景教碑叙利亚文诸僧名录中有一僧西蒙（Simeon），他的职称就是saba。为什么师子国中会出现这一叙利亚语名称呢？也可能是一些叙利亚人东来贸易时，一部分人在师子国留了下来，就是《法显传》中所说的‘诸国闻其土乐，悉亦复来。’”[11]
另一种看法是将“萨宝”视作中古波斯语“šaθ-pāv”或“xšaθ-pāv”，而该词又可追溯至古波斯语xšaθra-pāvan”。[12] 其意思是“地区的保护者”，即，xšaθra义为“权力”、“领地”，pāvan义为“保护者”。此 诚然，这里有“王与群臣”“数千万人”为大施送行的辞句。然而，稍微检看上下文，便知这并非惯例，而是一个特例。
因为在这则故事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背景介绍：“有大国王，领阎浮提八万四千小国八十亿聚落。王所住城，名婆楼施舍。于是城中，有一婆罗门，号尼拘楼陀，聪明博达，天才殊藐。王甚宗戴，师而事之。八万四千诸小国，悉遥敬慕，瞻仰所在，四远贡献，遣使咨承。略而言之，如奉大王”（第405页上）
而大施即是这位婆罗门的独生爱子。
显然，大施的父亲本来就是国王之“师”，并且深得四方人民的爱戴，以至其地位与国王相仿（“如奉大王”）。此外，大施正是由于大量施舍穷人而耗尽了万贯家财，所以才想“入海采宝”，以求取更多的财富来施舍穷人。易言之，他是为了整个国家和天下穷人才为萨薄而赴海外的。那么，这样一位“帝师”和“无冕之王”的爱子要为了举国人民的幸福而远赴海外赚钱，国王和群臣、百姓为之送行，岂不是完全合乎情理吗？
所以，“出发时由国王、群臣送行”，决非施之于每个萨薄的惯例，而只是仅此一见的特例。此外，“由国王批准”云云，也查无实据。民间赴海外经商的团体不可胜数，似乎没有理由要获得最高统治者的允准才能成行。
至于萨薄必须承担的职责，则从《贤愚经·勒那阇耶品》的叙述中可获得一定的信息：
    （阎浮提波罗柰国之大萨薄勒那阇耶，因大量施舍而一贫如洗。）当于
是时，有众贾客劝进萨薄，欲共入海。即答之曰：“为萨薄法，当办船具。
我今穷困，无所复有，何缘得从？”众人报言：“我等众人，凡有五百，开
意出钱，用办船具。”闻是语已，即便许可。众人投合，大获金宝。尔时萨
薄以三千两金，千两办船，千两办粮，千两用俟船上所须。馀故大有给活
妻子。[21]
由此可以得知，通常说来，既任萨薄，就得负责为整个商团提供进行旅行的工具（若进行远洋贸易，必须置备船只；若经由陆路贸易，则需马匹、骆驼等），以及旅途中所需的粮食等日用品。不过，这可能只是不成文的惯例，而并非正式的书面“”。即就这段引文而言，也可以看出，若萨薄在方面一时拮据，只要商团成员相互体谅，物质设备也可以用“合资”形式解决。
所以，萨薄（也就是“商主”[22]）的担任者，不仅仅在于他有比较雄厚的财力，可能更取决于他的声望和能力，因为他必须能够“服众”，并且有足够的知识和智慧，带领其商团在漫长的岁月里（古代的远程贸易至少数年时间）克服种种困难，取得预期的成果。易言之，他必须是一种“领袖式”的人物。佛经的无数寓言式的故事，或显或隐地揭示出了这类信息。
例如，上引《贤愚经·大施抒海品》之萨薄大施，便是一个深得人民拥戴而极有声望的人。《贤愚经·勒那阇耶品》的萨薄勒那阇耶也是极孚众望者（因大量施舍而一贫如洗），故而诸商人主动筹资置备船具，拥戴他为萨薄。而在《佛说兴起行经》卷上的那则故事中，正是由于“第二萨薄”的远见和坚持，整个商团才在洪水到来之前准备好船只、食品等物，及时脱难，并满载而归；而“第一萨薄”则由于自己的决策失误，导致了本身和整个商团遭受灭顶之灾。又，《贤愚经·五百盲儿往返逐佛缘》则展示了萨薄在危难时刻身先士卒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即以白氎自缠两臂，酥油灌之，然用当炬。将诸商人，经于七日，乃越此暗。”）。
《杂譬喻经》也记载了一位“救苦救难”的萨薄：
    昔有五百贾客，乘船入海，欲求珍宝，值摩竭鱼出头欲食众生。时日
少风而船去如箭。萨薄主语众人言：“船去太疾，可舍帆下沉。”辄如所言，
舍帆下沉，船去转驶而不可止。萨薄主问楼上人言：“汝何所见？”“我见
上有两日出，下有白山，中有黑山。”萨薄主惊言：“此是大鱼，当奈何哉！
我与汝等，今遭困厄。入此鱼腹，无复活理。汝等各随所事，一心求之。”
于是众人各随所奉，一心归命，求脱此厄。所求愈笃，船去愈疾，须臾不
止，当入鱼口。于是萨薄主告诸人言：“我有大神，号名为佛。汝等各舍本
所奉，一心称之。”时五百人俱发大声，称南无佛。鱼闻佛名，自思惟言：
“今日世间，乃复有佛，我当何忍伤害众生？”适思惟已，即便闭口。水
皆倒流，转远鱼口。五百贾人，一时得脱。[23]
从这则貌似荒诞的故事中，我们至少可以粹取出两条比较真实的信息：第一，萨薄（至少是通过海道进行远程贸易的萨薄）通常都具备丰富的航海知识，他应该是指挥航海的最高权威（“船去太疾，可舍帆下沉”云云，可体现这点）。第二，商团在旅途中遭受意外灾害时能否脱难，往往取决于萨薄的智慧和专门知识（这里虽然谓念佛而脱难，迹近无稽，但是隐含的事实则是凭藉着萨薄的高超航海技术，才避免了触礁之类的海难事件）。
    除上引诸例外，他如“（舍卫国某长者之子难陀）即便唱令，告众人言：‘谁欲入海，采大珍宝。我为商主。’众人竞集，共作要誓。入于大海，各获珍宝，皆安稳还。”[24] “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有五百贾客，欲入大海，采取珍宝。时彼商主，选择族望，娉以为妇。”[25] 等等辞句，都展示了商主（＝萨薄）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声望、财富和知识等。
总而言之，至少佛经中所见的流行于古代印度的“萨薄”，应是货真价实的“商主”，并且多为进行远程贸易的商团的首领。那么，它是如何演变成中原王朝的“萨宝”的呢？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说，这应该主要归功于粟特人的。
 
三．从“萨薄”到“萨宝”的演变
    我们可以断言的是，中原的“萨宝”名称源于粟特人所传播的“萨薄”称衔；而该称衔的内涵在传播过程中逐步发生了变化；实际上，中原王朝的“萨宝”称衔与祆教并无必然的关联。
1．粟特人将“萨薄”名称带到东方
粟特人特别擅长经商，并在公元第一千纪频繁地东来，活动于中原地区，这已是世所公认的事实。所谓“粟特”，是沿用《魏书·西域传》中提到的位于“葱岭之西”，并且“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的“粟特国”之名。据现代学者考证，此即古代西方文献中的Sugda或Suguda（古波斯文）、Sugda或Sucda（《阿维斯陀经》）、Sogdiana（古希腊文献），以及Swgd、Sugd、Sgwd、Sgud（粟特文文献）等。当代英文则称其地为“Soghd”，其民为“Sogdians”。而在古代汉文史料中，此族尚有 “属繇” （《魏略·西戎传》）、 “窣利”（《大唐西域记》）、“速利”（《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孙邻”（《梵语千字文》）及“苏哩”（《梵语杂名》）等异名。
不过，在汉文史料中，更多地不是直呼“粟特人”，而是以“昭武九姓”称呼之。这一名称见于《隋书·西域传》，它说“康国”（以今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一个地区，是典型的“粟特地区”）国王本姓温，早先居住于祁连山以北的昭武城，嗣后因遭匈奴攻击而西迁，遂度越葱岭（大致相当于今帕米尔高原）而定居下来。王室的各支后裔均在康国附近建立政权，为了纪念其源流，故各国都以“昭武”为姓。所以，凡以“昭武”为姓的，都被目之为粟特人，而查检史料，“昭武”之姓有康、安、鏺汗、米、史、何、乌那曷、穆、漕、曹、石、火寻、戊地、东安等十四国。鉴于古代汉人多以域外政权之“国姓”为该国居民个人之姓，故诸如康、安、米、史、何、穆、曹、石等姓的域外人，往往被视同于粟特人。
至于粟特的范围，       虽然历来中外的各种记载说法不一，但是大体而言，若将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泽拉夫善河流域为中心的一块地区以及锡尔河北的塔什干周近地区纳入“粟特”的范围之内，则与事实相去不远。这块地区不大，然而由于它处于古代各大文明交通的要枢上，故而使粟特人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向外发展的优势。
粟特 昌国“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31]，则高昌的官衔及其品级即使不完全等同于中原王朝，但二者相差无几，却可以大体肯定。因此，不妨略微探索一下参与祭祀的这些职官，便能得知萨薄的大致地位了。
“谏议”当即中原官衔“谏议大夫”之略，按隋制，隶门下省，掌侍从规谏，为正五品上官。“主簿”，初为中央和地方诸官的属吏，掌文书簿籍之事，魏晋以降，多居将帅重臣幕僚之右，参与机要，总领府事，北魏时为从五品下。“参军”乃是“参军事”之略，是为王公府、军府、州的佐吏。“明威”是将军之号，按隋制，为正八品。“中郎”乃“中郎将”的简称，原为宫廷侍卫诸郎之一，南北朝时诸王公府、军府多置从事中郎为幕僚。“虎牙”为“虎牙将军”之略，杂号将军之一，西汉时设置，后世沿用，但地位逐渐下降，北魏时仅为秩正八品下。“仓部”是尚书省的属曹，隋朝度支尚书（后改民部尚书）下设有仓部。“通事”即官，为州郡的佐吏，北魏时代郡的通事为七品上。“校郎”即校事，掌郡僚百吏。
《隋书》简单地谈及高昌的职官：“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卫，次八长史，次五将军，次八司马，次侍郎、校郎、主簿、从事、省事。”[32] 若按此说，则知高昌的校郎在主簿之上，而主簿已近主要职官之末。而比照北魏官制，诸门府主簿为“从五品下”，虎牙则为“第八品下”，可知虎牙更远低于主簿。那么，我们检视上引高昌永平二年的文书，“萨薄□□”被置于“虎牙孝恕”与“虎牙孟义”之间，其品级即使不比虎牙更低，大约也与之相仿；再说，这一组成员被置于九组“知祀人”的最后，也进一步表明其品级可能是这些官吏中最低的。至此，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说，在高昌政权中，“萨薄”是品级最低的官吏之一。
最后，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尽管高昌的“萨薄”很可能是南亚和中亚之“萨薄”演变成中原之“萨宝”的一个中间环节，但是，它与中原的萨宝仍有相当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在于它的品级和地位较低，还在于它未必如中原的萨宝一样，“拥有称为祆正的部下”（上引姜伯勤语）。因为，从迄今仅见的两条有关高昌之“萨薄”的资料来看，一条只说萨薄下令发给某人粮食，另一条则表明萨薄仅仅是在特定的国定典礼中，负责祭祀诸多非祆教神祇的许多官员中的一个低级官吏，并且，他所参与祭祀的神的性质不得而知。
所以，我们根本无法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类萨薄尚有专门负责祭祀祆教神祇的下属官员。而比较大的可能性是：以粟特人为主的“西胡”商团东来定居之后，对高昌政权的、、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因此其首领遂被当局授予某种荣誉性的官职，而其称衔也就顺理成章地沿用了“商主”（即“萨薄”）之号。此职的实权可能仍在于自治程度较高的本族的移民团体，它既不是专理宗教事务的教职，也不是以宗教领袖身份兼理政务的“政教合一”的职务，而是一个地道的“俗官”称衔。
3．中原王朝的“萨宝”
(1) “萨宝”并非教职
此前，人们之所以将“萨宝”与祆教紧密地联系起来，恐怕不外乎是鉴于两三条史料中的若干辞句，犹如本文开初已经谈及的那样。第一，《通典·职官志》在提到“视流内”的官品时，先谓萨宝为视正五品，紧接着说萨宝府祆正为视从七品，同时，又为“祆”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注释。第二，在叙述“视流外”的官品时，将位属勋品的萨宝府祆祝、四品的萨宝率府和五品的萨宝府史排列在一起。第三，《旧唐书·职官志》谈及，开元时曾废除了视流内的许多职官，却只保留了“萨宝、祆正二官”；在“视流外”的职官中，亦“唯留萨宝祆祝及府史”。
显然，从这些行文来看，“萨宝”与“祆”同时并列，很容易造成“萨宝”即是祆教教职的印象。但是，经过仔细剖析之后，我们不仅不能认为萨宝是纯粹的教职，甚至也不能认为这是“政教合一”的官职。
首先分析上述最容易导致人们误认为“萨宝”是教职的几段文字。《通典》谓萨宝为视正五品，萨宝府祆正为视从七品，这分明是将“萨宝”与“祆正”分为两种职官，如果说二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那也只能说“祆正”是“萨宝府”中的官员之一。祆正固然是负责祆教事务的官员，但是，某一机构中的下属官员之一负责祆教事务，决不表明这整个机构都从事于祆教事务的管理！
《通典》还接连提及三种“视流外”的职官：萨宝府祆祝、萨宝率府、萨宝府史。显然，这只能表明，在“萨宝府”这一机构中，还有三种较低级的官员。在这三种职官中，“祆祝”负责祆教事务，当无疑问。然而，“率府”却是一个十分地道的“俗官”：此官署始置于秦代，汉、唐期间的历朝虽迭有因革，但都承袭了这一称衔，大体为太子属官，掌东宫的兵仗、仪卫及门禁、巡逻、斥候等事。在此隶属于萨宝府，则不外乎是负责最高长官萨宝及其家属的出入安全之类。至于“府史”，则也是一个“俗官”，它是一种佐吏，自秦汉以后，“府史”逐渐成为掌管官府文书籍册的佐吏通称。那么，这里的“萨宝府史”，也应该只是掌管“萨宝府”这一机构的图籍文书等物的官员。显而易见，在此除了能够确认“祆祝”是萨宝府属下管理祆教事务的官吏之外，看不出“率府”、“府史”与祆教有任何关系，更看不出“萨宝”一职的宗教性质。
再看《旧唐书·职官志》所言。它所传达的最明确的信息只是：开元时期，视流内的职官只保留了萨宝、祆正二官；视流外的则也仅保留了二官：萨宝府的祆祝和府史[33]。那么，我们至多认为，由于祆教事务在萨宝府中的某种必需性，故保留了祆正、祆祝二职。至于它们的上级长官萨宝以及平级官员府史，则仍然无法被证明为也是负责宗教事务的官职。相反，同一段落的开头将萨宝与三师、三公等世俗职官并称，倒似乎暗示了“萨宝”也是一种世俗性的行政官职：“流内九品三十阶之内，又有视流内起居，五品至从九品。初以萨宝府、亲王国官及三师、三公、开府、嗣郡王、上柱国已下护军已上带职事者府官等品。开元初，一切罢之。”。
《隋书·百官志》谈及北齐的鸿胪寺时说道：“鸿胪寺，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统典客、典寺、司仪等署令、丞。典客署，又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这里所言的“萨甫”即是“萨宝”；而古代的鸿胪寺则略似于现代的外交部，主要管理涉及域外诸政权及其居民的诸种事务。至于其下属机构典客署，按唐制，其职责为“掌二王后介公、酅公之版籍及四夷归化在蕃者，朝贡、宴享、送迎皆预焉。酋渠首领朝见者，给禀食；病，则遣医给汤；丧，则给以所须；还蕃赐物，则佐其受领，教拜谢之。”[34] 由此，我们看不出典客署的职责中有与宗教事务相关者，因此，典客署属下的“萨甫”很可能也是只理域外“胡人”之世俗事务的一个部门。所以，《隋书》的这段记载也倾向于显示“萨甫（＝萨宝）”一职只与世俗事务有关。
如上文所见，萨宝府的下属职官中，率府和府史两职颇具“世俗性”。而在《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中，我们还见到另一个十分“世俗”的官职——“果毅”：在郑氏北祖的世系中，有一位郑行谌，其职位是“萨宝果毅”。[35] 综观该《世系表》的体例，多是先列一个人名，接着列其官职；而官职则分两个部分：先列地区或机构，再列实际担任的官职。即某某地方的某某官，或某某机构的某某官，例如：“（郑）行邕，荆王府参军”，“（郑）行颍，卫州司马”，“（郑）岩，京兆少尹”，“（郑）润，太府寺主簿”，如此等等。因此，所谓的“萨宝果毅”，也就是指萨宝府的果毅。而“果毅”则是隋唐时期的武官称衔，隋以折冲、果毅等郎将官统领禁卫军；唐代则以果毅为府兵军府的副将，协助折冲都尉（即军府主将）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