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的性质与得失

《通典》问世迄今已经1190年，人们对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认识很不一致。在当时，“颇详旨趣，而为之序”的李翰就为其“知之者甚稀”而“长太息”。两宋的数百年间，大都“习焉不察”，皆“以类书目之”[①]。陈振孙虽然认为“非类书”，却又以其“载古今制度沿革”而视之为“典故”[②]。至明，始谓“政书”。近代以来，称之典制史，为当今多数学者沿用。其实，称其为制度史也是“习焉不察”。《通典》分九门，兵、边防两门根本不记“古今制度沿革”。尤其“边防”一门，所记周边政权，相当于纪传史中的“四夷传”、“外国传”。这表明，《通典》一书的'性质并未被真正揭示出来。
近几年，对于《通典》的研究中，曾有高度肯定其为“那个时代历史家对客观历史之认识所达到的最高成就”的评价，触及到该书的性质问题。遗憾的是，却没有更加明确和深入的论证。本文特地提出这一问题，与同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