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与前代文学创作艺术

论文关键词：水浒传  前代  以事见人  战争  对称美  现实主义  穿插

论文摘要：《水浒传》遵循“复古”与“创新”并举的原则，它的五方面特点：在叙事的过程中展示人物个性；善于描写拚战之事，尤其有对宏大战斗场面的铺张描写；布局的严整美、对称美；尽量抛弃虚假的故事情节，再现生活的本来面目，体现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大量穿插诗词曲赋等。凡此种种，均与前代文学创作，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大师提出“温故而知新”的著名论断，主张既要研习古代遗产，又要弄懂新的科学知识。其中，包含着“复古”与“创新”并举的原理。这一原理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遂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既“复古”又“创新”的思潮，这种思潮波及、、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仅就文学领域而言，它又一变而为一种文学理论。从秦汉到宋元，司马迁、班固、陆机、刘怨、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关汉卿、王实甫等，他们或深人阐述这一理论，或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着这一理论。我们仅以唐代大诗人杜甫为例:他“读书破万卷”，尽量吸取古代典籍的精华，开阔知识视野。主张“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广泛地继承优良的创作传统。他“别裁伪体亲风雅”，对文学遗产有所甄别、有所批判、有所借鉴。他“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感慨“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创作上惨淡经营。他“窃攀屈宋宜方驾”，向古代一流作家看齐。他“下笔如有神”，表现出创作的灵活性。他“语不惊人死不休”，更反映出在文学成就方面欲超越古人的气概。由此看出，杜甫诗歌创作能够“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绝非偶然。他以“学古”为基础，以创新为出发点，以超越古人为终极目标。他以出色的诗歌创作实践，回答了如何“复古”与“创新”的问题。

    到了明代，施耐庵以杜甫等人为榜样，他呕心沥血创作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对于上至先秦散文、诸子散文，下到宋元话本所形成的优良创作传统，都有所继承和发展。它既遵古昔之法，又变世俗之文，是一部“收百世之胭文，采千载之遗韵”的、“复古”与“创新”相结合的艺术佳品。

    从纵向看，《水浒传》是一部梁山起义军的兴衰史。从横向看，其主体部分由108位英雄的传记组成。描写这些英雄的事迹，并以此成功地塑造他们的英雄群像，是全书最突出的创作特色之一。

    全书描写的好汉，由于来自秦、晋、燕、赵、齐、楚、吴、越等广阔地域，来自工、农、商、学、兵、政等各个阶层，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是各地区、各行业的精英。大家云集梁山，无疑形成当时全天下最高规格的人才集团。这个集团的十分之一左右的成员，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金圣叹称其中一些人为上上人物，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

    评论者们往往把《史记》与《水浒传》进行对比，认为两者都是以人物传记为主体的最成功、最伟大的作品，只是前者主要依据史实撰写，后者更多地包含了虚构成分。我们觉得，后者接受前者的艺术影响是最为显而易见的，两者最可进行比较的，仍然在于对人物事迹的精彩描写方面。天都外臣《水浒传序》概括指出:“夫《史记》上国武库、甲仗森然，安可枚举。而其所最称犀利者，则无如巨鹿破秦，鸿门张楚，高祖还沛，长卿如邓，范(唯)蔡(泽)之倾，(张)仪(苏)秦之辩，张(耳)陈(余)之隙，田(盼)窦(婴)之争，卫(青)霍(去病)之勋，朱(家)郭(解)之侠，与夫四豪(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之交，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之算，十吏(至阵都等)之酷，诸吕(吕禄、吕产等)七国(吴王刘澳等)之乱亡，货殖滑稽之琐屑，真千秋绝调矣!传中警策，往往似之”。与之相比，《水浒传>}}所最称犀利者”，则无如:武松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醉打孔亮;鲁达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大闹桃花村、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李速斗浪里白跳、沂岭杀四虎、斧劈罗真人、探穴救柴进;林冲误人白虎堂、刺配沧州道、风雪山神庙、水寨大并火;吴用说三阮撞筹、智取生辰纲、智赚玉麒麟;花荣大闹清风寨、梁山射雁;杨志卖刀、押送金银担;宋法怒杀阎婆惜、吟反诗、三打祝家庄、大破连环马。还有时迁盗甲之琐屑，真千秋绝调矣!书中警策，往往似之。

    归结为一点，《水浒传》以事见人，已如前所说，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刻画人物形象。仅以武松为例，叙述景阳冈打虎的事件，夸张地显示他有回天倒日之力;以“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事件，反映其除恶务尽的信念，“一饭之德必偿，旺毗之怨必报”的个性;以“十字坡遇张青”之事，重在表现其“识性明悟”的特点:以“威镇安平镇”之事，展示其负能使气的个性特征，以“夜走娱蛤岭”之事，表现其除强扶弱的气概;以“醉打孔亮”之事，反映其“吃软不吃硬”的个性等等。正是通过一系列的事件，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性格多重化与复杂化的武松形象，被塑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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