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中）-法庭弘道

西元前399年，春暖花开，雅典面向大海

苏格拉底佇立法庭，卷发如雪

三个公诉人的愤怒也不再年轻

可爱的斯科里亚（Skolia）地方诗人迈雷托（Meletus）

可怜半辈子默默无闻的修辞学教授赖肯（Lykon）

可敬的硝皮匠兼不甚可敬的政客安尼托（Anytus）

（他们的名字涉过忘川远播中国，失落了咝咝的尾音）

五百零一颗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头颅，在席上簇动

没有人勘破他们座位前后左右排序的秘密

究竟是按门第高低，还是按钱袋盈虚

惟有拿起陶片，决断哲人生死的一瞬间

每一个人的鼻子才会像娘儿们似地发酸;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定谳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和旋涡”，标志着理知人（theoretical man）的生活方式曾经与雅典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后人对这一发生事件的了解，主要源自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Xenophon）的《回忆》（Memor）和柏拉图（Plato）的《申辩》（Apologia）。伯内特（John Burnet）认为，色诺芬的心智属于退休陆军上校之辈，难免会有意或无意地把苏格拉底的爱智对话转述成乡村绅士的负暄闲谈；与此相反，施特劳斯（Leo Strauss）则说“让马儿打个滚，牵回家去”之类的隽语妙不可言。于是，人们转向柏拉图，一方面被他的悲愤所感染——“这个就是被你们谋杀的人，看看吧，听听他吧”，另一方面也对他的妙笔生疑虑——这是现场报道（reportage）、还是再造（re-creation）？伏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认为，柏拉图确实亲耳听到了苏格拉底的生死之辩，并为之震惊，很可能起源于柏拉图的震惊；多年之后，痛定思痛的柏拉图把回忆中的依“法”（nomos）申辩重构（re-creation）为思想中的正“义”（physis）诉求，并为他的同时代人所认可。除此之外，我们无权对柏拉图的《申辩》苛求更多的真实性（veracity）。

苏格拉底在踏上法庭的瞬间，就陷入了一个的困境——真正的存在论困境，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苏格拉底应该选择哪一种语言与在场者对话，确切地说，他应该选择哪一种对话技艺与雅典城邦对话？是选择说服（persuasion）的技艺，抑或选择辩证（dialectic）的技艺？为此，苏格拉底提出了一项在他看来不算过分的要求，即希望法庭不要在意他的说话方式，不管它是好是坏，只看它是否有理，因为讲道理是法官的美德，而说真话是辩方的本分（《申辩》，18A）。

在古代希腊的语汇中，peithein（说服）指一种与大众对话的特殊政治技艺，雅典为说服女神（Peithô）立庙也证明了说服技艺在城邦政治生活中享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说服技艺也称之为修辞（rhetoric）技艺。毋庸讳言，说服有“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的一面，即说服很可能是一种 “高贵的谎言”。但说服更有“修辞立其诚”（《周易·乾文言》）的一面，即说服有可能强化主流意见（doxa），使之上升为正义（right）、上升为主义（creed）、上升为理义（ideology）。《尚书·洪范》中所谓治民“三德”之一的“高明柔克”，即是一种中土的说服技艺。

与peithein（说服）对举的Dialegesthai（辩证法）则指一种与精英对话的特殊理知(noetic)技艺，也径称为对话技艺，在苏格拉底式哲人生活中享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辩证法有可能引导中人以上的意见（doxa），使之上升为知识（knowledge）、上升为真理（truth）、上升为整全（the whole）。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一种保持哲人出离（detachment）身位的辩证法。如果你说“A是Z”，那么，苏格拉底会引导你在A中找到隐含的B、在B中找到隐含的C，然后指出C与Z的矛盾之处。如果你因此而自我颠覆了“A是Z”的命题，并陷入迷惘和痛苦之中，那么，苏格拉底会告诉你，这不是他的过错。由于苏格拉底从未肯定过“A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Z”，因此，雅典城里的贵族愤青模仿辩证法的调调，否定一切存在者的名分、乃至否定城邦的正义，更不是苏格拉底的过错。

法庭上的苏格拉底必须当下决断——他若采用辩证的技艺、哲人的口吻为自己辩护，无异是用哲学的知识贬抑城邦的正义，势必冒犯全体对话者；他若采用说服的技艺、政治的腔调为自己辩护，无异是将哲学的知识降格为私人的意见，势必不敌城邦的正义。于是，苏格拉底选择了第三种对话方式、一种类似于先知弘道（gospel）的对话技艺。施特劳斯把苏格拉底的弘道称之为“离题之言”，因为严格意义上的申辩分别针对“初始原告”的指控和迈雷托（Meletus）的指控。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在法庭上反驳并不在场的“初始原告”？他们既无名姓、也无诉状，既不能出面指控、也不能当庭对质，是名副其实的影子原告。根据施特劳斯的说法，色诺芬是“确定苏格拉底学说特征的最可靠来源”，因此，色诺芬在《回忆》中谈到苏格拉底攻击雅典政体的话是可信的，所谓“初始原告”很可能是指民主党人。苏格拉底莫非在暗示，根据西元前404年的大赦令（Act of Oblivion），以安尼托（Anytus）为代表的雅典民主党人对他的指控是一场非法的“政治审判”。

根据柏拉图的文本，人们宁可将苏格拉底的申辩看作是一种对哲人生活方式的辩护，因而所谓的“初始原告”似乎是某些反对哲人生活方式的群体，他们中间有一个诗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是喜剧《云》的作者。被施特劳斯誉为 “最伟大的心灵”的黑格尔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读出了主体性（subjectivity）对城邦、家庭、和诸神的胜利。施特劳斯则在喜剧《云》中读出了青年苏格拉底既不懂爱欲、也不懂政治，相反，《王制》（Politeia）中的苏格拉底才真正懂得僭主（tyrant）乃“爱欲之化身”。施特劳斯认为，与其说喜剧《云》是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毋宁说是“传递给苏格拉底的一个朋友式警告、一个混合了羡慕和嫉妒的警告”。警告什么？警告苏格拉底及早放弃哲人的出离身位，放弃关于神性自然（physis）的学问？或者是警告苏格拉底及早放弃政治哲学，即放弃让哲学进入城邦，放弃追问什么是好或坏？

我以为，喜剧《云》中的苏格拉底，坐在悬空的吊篮里、衣衫褴褛的苏格拉底，观天测地、传授狭义修辞（即巧言令色）术的'苏格拉底，虽无益于城邦、亦无害于城邦，根本不可能与城邦发生冲突。剧中主角斯瑞西阿德（Strepsiades）为了赖债，送儿子到苏格拉底的思想所学修辞术，既无增、亦无损于苏格拉底的声誉；一如赚足昧心钱的老板进北大读MBA，既无增、亦无损于北大的声誉。瑞西阿德因为儿子的堕落而迁怒于苏格拉底，一把火（刘小枫称之为“秦火”）烧了思想所，纯属泄私愤的犯罪行为、而非爱城邦的革命举措。换言之，诗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与其说是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或警告，毋宁说是对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掩护。苏格拉底之所以搞笑似地在法庭上反驳“初始原告”的影子指控、反驳剧中人斯瑞西阿德的指控，并把自命为爱国志士的迈雷托（Meletus）等人的正式指控，统统归结为斯瑞西阿德式的指控，无疑对诗人的掩护不仅心领、而且神会。柏拉图在最好的城邦、即哲人为王的城邦中放逐了诗人，但由于最好的城邦是不可能的，因此，哲人始终需要诗人的掩护，时至现代，甚至发生了哲学（尤其是伪哲学）的“诗性”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