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的读后感1000字

乌合之众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居斯塔夫﹒勒庞的作品，原书名是群体心理学。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乌合之众》的读后感，供大家参考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乌合之众》的读后感【一】

讨论《乌合之众》这本书的人很多，不太敢下笔。冯克利先生的序言把勒庞的生平、这本书的版本和流传以及产生的影响都说得非常好。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的序，也指出了勒庞的成就与不足。这里单凭记忆写下他们的精彩评论：勒庞写得内容芜杂，谬论与精华俱存，粗略地讲，他对于群体状态的描述，往往精辟就里，入木三分;而追溯原因之时，则荒诞不堪。

我比较关注他论述个体与群体关系的部分。这个主题在勒庞写出之后，弗洛伊德等人也积极予以关注。二战后的社会心理界对于群体的研究，差不多可以说是勒庞的注脚。此先按下不表，先说勒庞论个体与群体关系的部分。首先是在群体中的一般个体。《乌合之众》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论述了个体在群体中的种种表现，用今日社会心理学的术语表述就是“去个性化”(也有翻译成去个体化的，英文deindividualization)。这种状态就是个体丧失自我意识，作出平常不敢做不会去做的事情。这种状态有人在小说中描述出来了。

英国作者戈尔丁的《蝇王》描写了一群孩子在荒岛中的经历。在没有大人监管的条件下，孩子们渐渐失去文明世界的观念。当孩子们涂上迷彩，作出原始人的举动的时候，他们以此抛弃了文明，也抛弃了人性中规范性、自律性的东西。《蝇王》的故事是抽象人性变化的寓言，可以视为极端情形下的思想实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如果把文明社会比作一个人格系统，大人及其代表的文明社会，其实就是超我。而涂上迷彩变成原始人的孩子，就是本我的体现。如果从去个体化的角度看，自我其实是受到以超我为代表的文明控制的，相应的，它也要满足本我的需要，也就是弗洛伊德的“骑手与马”的比喻。去个性化的实质就是代表文明的超我不起作用，个体遵循本我的能量作出平常做不出的事情。

在美国心理学家津巴多的.蒙面电击实验中也证明了这一点。参加实验的人对于电击的态度，取决于他们觉得是否能认识到自己的蒙面。蒙面意味着没有自我特征，因而更容易作出激进行为，即加大电击的电压(这里不禁联想到瓦哈比教派推崇的服饰)。回到《蝇王》中，即孩子们脸上涂上迷彩，也就遮住了面部。而面部是人类用以辨识他人信息最重要的途径，也是人类羞耻感的重要表现部位。群体中出现个性化的行为，也就意味着千人一面，你将无法辨别每一个有个性的个体;相应的也就无法找出具体行为的责任人。这其实就是法不责众的另外注脚。

去个性化的极端方面，津巴多写成了一本书，叫《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顾名思义，去个性化的一个恶性方面，就是作恶。当然去个性化也有其好的一面，比如抗灾抢险的时候，纷纷做好事不留名的时候。实际上，这都是环境对个体产生了不同影响。也是社会心理学研究取向的一个前设，即人类是如何在环境的影响下作出相应的机体行为的。

《乌合之众》的读后感【二】

公众情绪早已存在，正如勒庞所说，一个群体形成后，曾经牢固的约束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就会荡然无存，而群体的得到的，是最为原始的本能表达与宣泄，近十年间，随着互联网近乎爆炸式的发展，国内的公众情绪力量悄然兴起，并且难以遏制地呈现喷涌趋势发展，成为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曾经的《V字仇杀队》，因为某些政治原因，一度禁止在大陆播出，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得以引进，剧中，人们反抗专制统治政府，试图创造社会政治变迁的情节引人遐想，“人民不应该害怕他们的政府，政府应该害怕它的人民”更是点燃了许多人的一腔热血，绝大多数观看完影片的人，将片中的高压统治，言论控制与某些党派，某些政府联系起来，于是，这些原本四散于各地的人们，由于这部电影带来的偶然的契机，形成了所谓的心理群体，一时间，有关《V字仇杀队》的讨论充斥于网络世界，关于建立新世界的幻想也成为了某些人的期望。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人们在智力上差异巨大，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V字仇杀队》作为一剂催化剂，暴露出某国社会地壳底层的一股愤怒的力量，这股力量包括了“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基础秩序薄弱”、“生存压力大”、“草根群体挑战精英群体”……这些种种元素组合成了公众的无意识结构，最终在公众情绪膨胀之时彻底喷涌而出。

勒庞在书中指出，公众情绪的传染性，群体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正是公众情绪高涨与泛滥，并易于控制的根源，《穹顶之下》记录片的播出，一时间成为社交网络上最为火爆的话题。柴静和她的团队也经历了无数的赞美和质疑，沸沸扬扬，起初的好评如潮，由于一些质疑的声音和批评的意见，在几日之后急转直下，甚至开始了对于柴静本人的人身攻击，冲动，急躁，不思考，群体是无意识的，所以他在行动之前是没有经过任何思考的，所有行为完全是下意识的本能反应。所以当他们看到柴静的纪录片时觉得震撼，当他们得知“原来柴静是个老烟枪还做过小三”时，他们又立即调转枪口对准了柴静——“这个说一套做一套的绿茶婊”。在暗示和互相传染的推动之下，一个个亦真亦假的消息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让人们一度忘却了雾霾，却没有人思考，“小三”和“雾霾”究竟有多大联系，正如反日游行当中，举起重物打砸同胞车辆的人，早已忘了自己究竟是在反什么。

《乌合之众》中提出，造成群体暴戾的根源，在于群体的无名化。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生活的高度原子化，经常只能在群体的活动之中才能找到意义，因此人们的勇气，大多通过群体来表达，在群体中摆脱了自己卑微的想法，感觉到了一种残忍、短暂却又强大的力量，人们平时遏制地欲望在群体中大量宣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眼中的网络中的民意，总是充斥着傻气和杀气，“支持人贩子死刑”的“倡议”一度在朋友圈疯狂转发，人们在感叹民意的伟大之时，却忽略了司法的公正，却没有思考民意是否绝对，却没有意识到，无限膨胀的民意，还在无限膨胀下去。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种公众情绪的高涨与泛滥，并非是“中国特色”，任何一个社会在转型时期，都会面临这样的过程。随着中国的不断纳入世界，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人的身份敏感性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这与中国人由历史原因所导致的过分自卑有着密切联系。对于民意狂热的现状，我们应做冷静理性的认识，不应消极悲观，更不应盲目乐观。这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从富足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让一种模糊的情绪，成为一种真正的信仰。如果当这种夸张和单纯的情绪成为一种真正能够主宰群体的力量，它对社会的伤害将难以估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自有逻辑，历史可以复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历史已经让我们看到了1890年—1920年间，美国如何在两代人的努力下，变成了一个相对幸福、公正的社会，抑或是1976-2006年间，西班牙如何从佛朗哥年代的压抑、封闭，变成了开放、自由、富有创造力新国家。当下，中国人正在躬逢一个大时代，而当身处其中时，是否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完整了解时代的面目与意义，时代的发展需要每个人真实的绽放自己，也需要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理想的不断追求，从而跳出《乌合之众》中，民族生命循环的怪圈，见证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