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不敢当
中国读书人颇有“自许”的雅好,但也有“不敢当”的传统。“不敢当”非不敢担当,多是自谦之意。启功先生曾听刘盼遂谈过,王国维对学生所提问题或研究结果,常用三句话为答:“弗晓得”“弗的确”“不见得”。这就是“不敢当”的典范。启先生感慨道:“我现在几乎可以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有‘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伟大的鉴定家。”
晚清名臣张之洞一生勤于政务,无片刻闲暇,在他幕下九年的陈衍曾说他“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某次,曾居张之洞幕下十余年的'高友棠进京来见,张问他:“外间对余有何议论?”高曰:“人皆谓岑西林(春煊)不学无术,袁项城(世凯)不学有术,老师则有学无术。”之洞笑曰:“项城不但有术,且多术矣;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实在是谦虚啦。
1924年,印度文豪泰戈尔访问中国,由新诗人徐志摩等陪伴游杭州,并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拜晤了陈三立。两位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泰戈尔以印度诗坛祭酒的身份,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盟主的身份,回赠他一部诗集。陈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诗坛的。我则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汪辟疆撰《光宣诗坛点将录》,曾将散原老人陈三立列为“诗坛都头领”之“天魁星及时雨宋江”,从时人评价来看,这个代表他还是当得的,因此也算是谦虚啦。
在中华文化里,“不敢当”是一种教养,谦谦君子身份的表征。出身旧家族、接受美式“人文教育”、倡导“文化保守主义”的吴宓(号雨僧)先生,是一位“不敢当”的代表。在西南联大时,吴宓以讲《红楼梦》闻名,甚至有学生赠他一个“妙玉”的绰号,他含笑回答:“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吴宓常去听讲,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刘文典乃谔谔之士,讲课时闭着眼睛,讲到得意之处,便张开双目,向后排望去,寻着吴宓,问:“雨僧兄以为何如?”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边点头一边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钱锺书上大学时曾口出狂言,说清华大学没人能教得了他:“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此话传入吴宓耳中,吴淡淡地说:“Mr。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王国维自沉,梁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导师就剩下了陈寅恪一个人,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当时,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也已是大哲学家,在清华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谦恭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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