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日企业文化差异对我国汽车企业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无法逆转，它加速了经济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这使得国家、区域以及企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而这并不说明地理区位将变得不重要。全球化和本地化过程同时存在，企业间分工合作使位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生产过程高度依存，进而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企业网络。1980年代以来，企业网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是区域竞争优势的源泉.早期的集群研究对象一直是中小企业，而忽略跨国企业的参与和影响。

跨国企业已普遍存在于集群网络中，且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已有理论对其阐述较少，因而应非常重视跨国企业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此外，地方企业网络的发展除了受资源禀赋、区位、分工和政策等因素影响外，企业文化对其影响也日益加剧。企业文化是企业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以及员工的所为和管理规范反映出来的经长期形成的经营管理观念或价值观体系.纵观30多年以来的国内外企业文化研究发现，世界企业文化尤以欧美和日本最为典型。企业文化管理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初始实践于日本，1980年代在美国形成系统的理论.这主要是由于1970年代末，日本企业发展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对美国形成挑战，这便引发国内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其研究表明，日本企业的成功在于其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视。1980年代初期，美国连续出版了系列较有影响的著作，并主要基于“日本的成功和美国的复兴”这个中心来探讨企业文化，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企业文化研究“四重奏”——《日本的管理艺术》、《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企业文化》和《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这也标志着全球企业文化研究浪潮的兴起。

1980年代中后期，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及其先进管理理念开始涌入中国，因而有关企业文化的研究也逐渐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焦点。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不同国家企业文化的比较分析居多，尤其关于欧美日企业文化差异或企业管理模式差异的研究[11-14],而结合不同国家企业文化差异与跨国企业驱动型产业集群或企业网络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则非常匮乏，仅纪慰华和曾刚等学者探讨中德企业文化差异对上海大众汽车供货商网络的影响[15-16].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借助“市场换技术”战略陆续引入西方国家的跨国汽车企业，而上海汽车企业网络与广东汽车企业网络正是在此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前者以德国大众和美国通用为代表的欧美跨国汽车企业的嵌入而形成，而后者则是由于本田、日产和丰田等日本跨国汽车企业的嵌入而形成。基于此，本文尝试探讨欧美与日本的企业文化差异及其对上海汽车企业网络和广东汽车企业网络发展的影响，从而为我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借鉴欧美日等西方国家的企业文化来促进地方汽车企业网络更好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欧美企业文化与日本企业文化差异

1.1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欧美企业提倡个人主义，重视个人潜能的发挥，鼓励员工竞争、创新和冒险，并强调在公平竞争与自由民主的环境中实现自我价值，因而员工流动现象较频繁。与之相比，日本企业则强调集体主义或团体精神，反对个人对所属集体的不忠诚或“脚踏两只船”,倡导通过集体的发展来促进个人发展。

1.2 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

欧美企业尊崇法律和制度，强调按理性主义信条办事;强调利润最大化是其经营目标，与员工的关系是以契约形式确定的利益关系，而忽略员工间的合作;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以是否符合实际或逻辑为标准。这种重“理性”而轻“情感”的企业文化尽管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管理过于刚性。日本企业倡导感性主义，排斥理性逻辑的管理思想，崇尚道德或情感的力量而非利益驱动;倡导员工、企业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以及员工间的和睦相处;提倡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促进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团体意识，以及员工间的交流和员工队伍的稳定性，但这不利于员工个人潜能的发挥和优秀人才的获取。可见，与欧美企业相比，日本企业适应市场经营环境的灵活性相对较差。

1.3 平等观念与等级意识。

欧美国家与企业崇尚自由平等和法律制度，不相信权威，强调在自由平等与纪律的对立统一中协调着员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强调唯才是用、优胜劣汰，这利于对青年人才的挖掘和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日本企业等级观念较严重，强调权威和论资排辈，这显然不利于调动青年员工的积极性，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欧美与日本的企业文化泾渭分明、各有所长，但它们并非绝对排斥，而是互补、渗透和融合的关系，如欧美企业保持竞争性的同时，更加重视企业间的合作，而日本企业保留其合作特点的同时，也不断加入竞争的机制。

二、企业文化差异对上海、广东汽车企业网络的影响

2.1 企业文化差异对汽车“整零关系”模式影响。

由于欧美与日本的企业文化存在差异，因而欧美“整零关系”模式与日本“整零关系”模式也具有相应的差别，其中前者属于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基础的平行供应模式，其整零企业之间的选择较自由，平等观念较强，即整零企业均独立平行发展，一个零部件企业可以同时成为多个整车企业的供应商，一个整车企业也可以择优选择零部件企业作为其供应商，彼此之间是一种合同契约关系(图1a);而后者属于塔式供应模式，以合作为基础的转包企业关系模式，等级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比较强，整零企业之间供应关系紧密且稳定(图1b)。

2.2 文化差异对上海、广东汽车企业网络组织的影响。

2.2.1 通过对网络成员“进入权”难度差异影响。上海汽车企业网络因欧美跨国汽车企业的嵌入而形成，并受欧美企业文化的影响而不断发展。由于欧美企业文化强调平等、自由和竞争，因而大众和通用强调通过技术标准控制网络成员的“进入权”,即网络成员技术必须符合整车企业的要求，否则无法获得配套资格。此外，整车企业选择供应商往往“货比三家”,通过采用诸如招标的竞争方式进行比较，因而供应商进入整车企业配套供应系统的机会相对公平。广东汽车企业网络因日本跨国汽车企业的嵌入而形成，并受日本企业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由于日本企业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和感性主义的观念，因而日本跨国整车企业为了防止技术外溢，其零部件配套体系较为“封闭”,这使得中国本土供应商进入日本采购体系的难度非常大，而优先选择的对象主要是日本零部件企业。例如，到 2005 年为止，在广州本田的供应商企业中，日本在华独资、合资生产的企业分别占20%和45%左右，而欧美和中国的企业分别占 15%和 20%左右，而且不足70%的日系企业却占采购价值的90%左右,而且他们一旦形成供给关系，一般不会轻易更换，稳定性较高。可见，欧美跨国汽车企业相对于日本跨国汽车企业来说，中国本土零部件企业进入前者组建的企业网络的难度和稳定性要弱于后者，而竞争激烈程度总体上要强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