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家琦辞辨微

摘要：被称作“名家者流”的惠施、公孙龙虽比起先秦其他诸家来更多地“以善辩为名”，但看似巧智的言辩毕竟淹贯了切实而确凿的价值取向。非价值中立的名辩态度使那些被讥为“琦辞”、“怪说”的论题未可以戏论漫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聪慧的辩者终于未能把名言之辩引上形式化的向度以建构相应的或之学。名家是取论理之途作价值论证的，论理与价值的可能暌隔使他们无缘上达价值形而上学之境，也使他们的理致因着少了这一分形上眷注而显得内蕴不足。

关键词：名家；同异之辩；名实之辩

以“穷众口之辩”著称于世的先秦名家，虽不无“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公孙龙子·迹府》）的抱负，却自始不曾被立以为教。历来学者对名家多有讥讽之词，尽管这被评骘的对象在被一再边缘化的同时也被作为中个性鲜明的一家而一再提起。荀子曾以儒者的口吻苛责名家的理辩谓：“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 《荀子·非十二子》）则对执著于经世之念的名家衡之以虚灵的规尺：“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弱于德，强于物，其途隩矣。”（《庄子·天下》）史家对名家“正名实”的衷曲显然有着更多的同情理解，但“苛察缴绕”（司马谈）、钩釽析乱（刘歆）的评说所透出的亦是讥刺的锋芒。近世学人称论名家常以“诡辩”一言而蔽之，于此，侯外庐等以“相对主义唯心思想”与“绝对主义唯心思想”分判惠施与公孙龙可谓最具代表性。相形之下，不为时潮所摇夺，对名家别具一格的“琦辞”切近原委抉发其理致的冯友兰、牟宗三则殊为难得。然而，无论是有着较深的新实在论印痕的冯友兰，还是对形而上学情有独钟的牟宗三，都未能更经心于名家“琦辞”、“怪说”中淹贯的价值取向——恰恰是这价值祈求贞定并限制了名辩运思的大致格局及其可能归宿。

在既得学术背景下，本文希图一试的乃在于从价值进路上找到一种契机，就此探向名家措思的几微，也藉此对可能多少被前贤委屈了的某些具体论题的命意提供别一种阐释。

一、“辩说”与名家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援刘歆语谓“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并由此把名家之指归溯向首唱之“正名”。但无论如何，孔子所谓“正名”乃一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而的实践，并不看重诉诸言诠的辩说。“道”、“德”、“仁”，在孔子看来，决非巧言或雄辩可达知，其终须致道、修德、欲仁者以其真切的生命践履“默而识之”（《论语·述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既然终究脱不开“道”、“德”、“仁”的内涵，“正名”便只在于借重往圣前贤的行状作某种价值分际的开示，而非相强于立言设辞的繁冗分辩。受启于“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孔子有谓“予欲无言”（《论语·阳货》）。这“无言”诚然是有感于“阐道”而发，却未尝不可以说它也正相应于“道之以德”的“正名”。

与孔子论“道”主张“默而识之”约略相通，由“道隐无名”而诲人以“不言之教”。“默”与“不言”无由生“辩”，大异其趣的儒、道之学在其创辟者那里并未引发任何口舌或刀笔之争。孔老之后，墨子别立一教，为抗衡儒术以明兼爱、非乐之旨而首开辩难之端。其辩锋之雄，或可由所谓“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墨子·贵义》）略见一斑。因着一种必要的回应，自孟子起“十字打开”而力辩诸子。但墨、孟皆非一味逞辩之人。墨子对“以文害用”有相当的警觉，孟子亦间或有“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之叹。至战国中后叶，辩风大畅，“名实之辩”在一个特定的向度上把问题引向对言喻分际的措意，被后来史家称作“名家者流”的“辩士”或“辩者”遂应运而生。这“名家”中最富盛名者当推惠施与公孙龙。

荀子虽鄙薄惠施、公孙龙之徒，却也如此论及“辨说”的缘起：“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势恶用矣哉!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荀子·正名》）此后，韩非再度论“辨”的发生说：“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彰），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韩非子·问辩》）依荀子所见，“辨说”原出于“圣王没，天下乱”情势下的不得已，因此卷入“辨说”的战国诸子——当然包括名家在内——尚被称作“君子”；而韩非论辩，则重在谴责由于“上不明”而被放纵的“儒服带剑者”和“（持）坚白无厚之词（者）”，他径直称他们为徒害无益之“蠹”。但无论对于韩非还是对于荀子说来，“辨”或“辨说”的风行诚然总是时势的不幸，只是韩非非辩所循守的多是“言无二贵，法不两适”的法家绳墨，荀子则在倚重“临之以势”，“禁之以刑”的同时更祈向于“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的儒家宗趣。

其实，惠施、公孙龙等“辨士”的出现，除开“天下乱”、“上不明”这一“辨说”可能发生的背景外，“名”或“言”的自觉——其独立价值和内在限度的被反省——也是未可轻觑的原因。从孔子“正名”重在名份的伦理内涵，到名家由此衍发出对喻说的审慎和对名言的剖判，或有其理致的一维，这一维度使名家据以自成一家——“百家”中非可替代、非可慢视的一家。惠施、公孙龙皆出语诡谲，却并无机心，他们的任何一个被讥为“琦辞”、“怪说”的命题都非嬉戏之论。《庄子·徐无鬼》载庄子轶事谓：“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以斧艺绝伦的匠石自况，固可见其恣纵不傥的生命情调，而以惠施比之面对“尽垩而鼻不伤”的利斧“立不失容”的郢人，亦足可知言辩中有着生命之真切的惠施曾是何等的沉着、从容。《公孙龙子·迹府》记公孙龙与孔穿的对话，谓“（孔）穿曰：‘素闻先生高谊，愿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马为非马耳!请去此术，则穿请为弟子。’龙曰：‘先生之言悖。龙之所以为名者，乃以白马之论尔。今使龙去之，则无以教焉。且欲师之者，以智与学不如也。今使龙去之，此先教而后师之也；先教而后师之者，悖。”此是记公孙龙之言，亦是记公孙龙之行；在论主严谨的言辩逻辑中，洋溢着的是执著而坦真的生命的气韵。名家虽以“名”（“言”）辩为标识而名成于一家，但无论是惠施，还是公孙龙，都从未游于浮文而失却其精神的重心。同是在“圣王没，天下乱”的世道中寻找一种可能的出路，儒、道、墨、法、阴阳家无不有人生价值取向上的贞辨，名家亦有其毫不含糊的价值抉择。名家的良心是涵淹于奇诡的言辩的，“琦辞”、“怪说”中贯穿着严正得多的救世主张。不通契这一点，不足以探名辩之三昧，更何足以论名家之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