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律师介入职务犯罪侦查的对策分析

论文摘要 新刑诉法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提升了律师的诉讼地位，是人权保障原则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辩护律师的介入打破了侦查阶段的控辩格局，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重大影响。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应转变执法理念，提高侦查水平，积极探索应对措施。

论文关键词 辩护律师介入 职务犯罪侦查 诉讼地位

一、律师辩护权在侦查阶段的体现

（一）会见权

新刑诉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可见，除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需经侦查机关同意外，其他普通职务犯罪案件的辩护律师均可以凭“三证”会见犯罪嫌疑人，一改以往会见难的局面。

（二）代理权限

按照新刑诉法的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除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外，还可以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提出回避等。新刑诉法第95条明确规定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较现行法律，律师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不再限于取保候审一种。新刑诉法第31条第二款则赋予辩护律师提出回避和申请复议的权利。

（三）提出意见权

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在案件侦查终结时，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上述规定无疑给予辩护律师更大的空间了解案件情况、发表辩护意见、监督诉讼活动，从而影响着侦查活动的走向，改变着侦查阶段控辩关系的格局。

二、辩护律师介入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   （一）口供中心主义面临挑战

首先，律师可自由会见嫌疑人，不限次数、不被监听，使嫌疑人更加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在实体上提升对所涉嫌犯罪的认识。其次，律师的程序性辩护使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意识增强，给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合法性提出更高要求。再有，职务犯罪的嫌疑人本身素质较高，心理素质也较强，再加上律师的专业帮助，进一步消除了犯罪嫌疑人的恐惧情绪，提高了防御意识。总之，辩护律师介入侦查后增大了犯罪嫌疑人抗审的可能性，翻供的情形会不断出现，必将影响案件的顺利查处。如北京市某检察院对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比率进行调查，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引起翻供的案件，达到翻供案件总数的80%以上。

（二）侦查模式受到挑战

辩护律师的介入使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置于律师的监督之下，调查取证变得公开化、透明化，给长期形成的“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理念带来很大冲击。第一，新刑诉法规定了很多证据规则，比如不能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等，如果在侦查阶段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存在，在辩护律师的监督和主张下，所收集到的证据很可能在将来的诉讼活动中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第二，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亦享有调查取证权，可以说自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律师的调查取证活动与侦查人员处于同步状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侦查机关的取证优势，增加了取证难度。

同时，一些过去使用的侦查手段在辩护律师介入后无法使用。比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实践中形成了办理窝串案的一系列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在现行刑诉法体制下，有关案件的线索、信息都由侦查部门一家掌握，在证据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而辩护律师介入侦查活动后，法律赋予其更强有力的辩护权利，侦查机关的这种优势局面必然会被打破，甚至出现订立攻守同盟、打草惊蛇等诸多不利情形，给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办理窝串案带来阻碍。